上大学之前,我在校外做的主要是两件事:写作和编程。我写的并不是文章,而是初学者应该写的东西,即短篇小说。我写的故事很糟糕,它们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只有具备强烈情感的人物(我觉得这样能使得故事深刻)。

我尝试编写的第一个程序是在 IBM 1401 上运行的,当时我们学校用它来做所谓的“数据处理”。那时还是九年级的时候,当时我大概十三四岁。校区的 1401 正好在我们初中的地下室,我和我的好朋友里奇 · 德拉夫斯(Rich Draves)得到了使用它的许可。那下面就像迷你版的邦德反派巢穴,里面的东西看起来都像是外星人的机器——CPU、磁盘驱动器、打印机、读卡器——在明亮的荧光灯下坐在凸起的地板上。

IBM 1401

当时我们使用的编程语言还是初始版本的 Fortran。你必须在穿孔卡片上输入程序,然后将它们堆叠在读卡器上,然后按下按钮,将程序加载到内存中运行。运行结果通常是在一台噪音非常大的打印机上打印出来。

我被 1401 搞懵了。我不知道能用它做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也做不了什么。程序的唯一输入方式就是存储在穿孔卡片的数据,而我没有任何相关的数据。唯一的选择就是做一些不依赖任何外部输入的事情,比如计算圆周率的近似值,但是我的数学知识不足以做这种有趣的事情。所以,对于我已经无法记起我写的任何程序,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它们什么也做不了。我最清晰的记忆是在我得知程序是可能一直运行下去的那一刻,但是我的程序并不是这样的。数据中心经历的表述很清楚,在一台没有分时技术的机器上,这是一个社会性错误,也是一个技术性错误。

有了微型计算机,一切都变了。现在,你面前的桌子上就可能有一台电脑,在你按下键盘时,它在运行过程中就可以做出反应,而不是通过一叠穿孔卡片后停止。[1]

我的朋友中第一个用上微型计算机的人是他自己做的,它可以作为套件在 Heathkit 上售卖。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看到他坐在电脑前,将程序直接输入到电脑,我感到非常佩服和羡慕。

那时候,电脑很贵,我在父亲面前唠叨了好几年,他才在1980年左右给我买了一台 TRS-80。当时最好的电脑是 Apple II,不过 TRS-80 也很不错了。从那时起,我开始了真正的编程。我写了一些简单的游戏,一个能预测我的火箭模型能飞多高的程序,还有一个文字处理器,而且我父亲用它还写了一本书当时电脑的内存只能容纳两页文字,所以他一次写两页,然后打印出来,尽管如此,也比打字机好用多了。

PET 2001-8, Apple II and TRS-80 Model I

虽然我喜欢编程,但是我并不打算在大学学习编程。在大学里,我准备学习哲学,它看上去更有力量。对我这个天真的高中生来说,哲学似乎是就是对终极真理的研究,与之相比,其他领域所研究的东西不过是领域内的知识而已。当我真正上了大学,我发现那些其他领域的研究占据了如此多的思想空间,以至于我没有空间去思考那些所谓的终极真理。留给哲学的似乎只有一些边缘部分,这边部分其他领域的人觉得可以放心地忽略掉。

在我18岁时,我无法用言语表达这些。当时我所知道的是,我一直在学习无聊的哲学课程。所以,我决定改学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风靡一时,有两件事情让我特别想要研究它。一是罗伯特·海因莱因(Heinlein )小说《严厉的月亮》,其中有一个叫做 Mike 的智能计算机;另外一个就是一步PBS的纪录片,其中展示了特里 · 维诺格拉德(Terry Winograd)是如何使用 SHRDLU 语言的。(译者注:SHRDLU是由特里·威诺格拉德于1968年至1970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一种早期的自然语言理解计算机程序 。SHRDLU是一个在"积木世界"中进行英语对话的自然语言理解系统。系统模拟一个能操纵桌子上一些玩具积木的机器人手臂',用户通过人-机对话方式命令机器人摆弄那些积木块,系统则通过屏幕来给出回答并显示现场的相应情景。

之后我没有尝试重新读过《严厉的月亮》这本书,因此我并不知道它的内容有多老旧,但是当我读到它时,我完全被它的世界所吸引了。我们拥有迈克似乎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当我看到维诺格拉德在使用 SHRDLU 时,似乎这个时间最多也就是几年。你所要做的就是教给 SHRDLU 更多的单词。

积木世界

当时康奈尔大学没有任何人工智能的课程,甚至在研究生课程里也没有,所以我只能开始自学。这意味着我要学 Lisp,因为在当时,Lisp 被认为是人工智能必备的语言。当时常用的编程语言都很原始,相应的,程序员的想法也很原始。康奈尔大学课程体系的默认语言是一种叫做 PL/I 的类 Pascal 语言,其他地方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

学习 Lisp 使得我对程序的认知迅速扩大,以至于数年后,我才意识到新的极限在哪里。这还差不多,这才是我说期望的大学生活。这并不是在课堂上发生的,但这没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一直顺风顺水。我知道我要做些什么。

在我的毕业论文中,我逆向了 SHRDLU。天呢,我真的很喜欢那个程序。那是一段令人愉快的代码,但是它更令人兴奋的是我的信念——现在很难想象,但在1985年并不罕见——它已经迈入了人工智能的初级阶段。

我参与了康奈尔大学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不要求你选择专业。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任何课程,并且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任何专业放在学位上。我选择的当然是“人工智能”。当我拿到真正的学位证书时,我失望地发现它已经包含引号了,这让他们读起来更像是着重引号。当时这个问题让我很困扰,但是现在看来,因为我随后的发现,它似乎又非常准确。

我一共申请了三所研究生院: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这两所学校当时在人工智能方面很有名。另外还有哈佛大学,我曾访问过这所学校,因为 Rich Draves 毕业于此,而且它也是 Bill Woods 的家,Bill Woods 发明了我在我的 SHRDLU 克隆版本中使用的解析器。最终只有哈佛录取了我,所以我就去了那里。

在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我意识到当时的人工智能就是一个骗局,我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或许就没有这么特定的时刻。这里所说的是那种人工智能,即告诉程序“狗正坐在椅子上”,然后程序将其转化成某种正式的表述,并将它标记为已知。

这些程序展示的自然语音有一个子集,它是一种较为正式的语言,但它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子集。很明显,在它们所能做的事情和实际理解的自然语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简单地教 SHRDLU 更多单词的问题。用显示的数据结构代表来表示概念,这种做人工智能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它的缺陷确实产生了很多机会,可以写出很多修补式的论文,但它永远不会为我们带来 Mike。

所以,我重新审视自己,看看我能从已经支离破碎的计划中挽救出什么,那就是 Lisp。根据我的经验,Lisp 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本身,而不只是因为它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尽管这是那时人们关注它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决定专注于 Lisp。事实上,我决定写一本关于 Lisp 的书。当我开始写那本书时,我对 Lisp技术知之甚少,想想就觉得可怕。但是,没有什么能比写一本关于一个新事物的书更能帮助我们学习它了。这本书,《On Lisp》,直到 1993 年才出版,但其实大部分内容是我在研究生阶段写的。

计算机科学是理论和系统组成的不稳定联盟。理论部分负责证明,系统部分负责构造。我非常尊重理论,但建造东西似乎更加令人兴奋(事实上,我隐约怀疑理论是二者中更值得钦佩的)。

不过,系统工作的问题在于它无法持久。你今天写的任何程序,无论写得多么好,最多过个几十年就会面临淘汰的命运。到那时,人们可能会在脚注中提到你的软件,但是不会再有人真正使用它。实际上,这些工作显得非常无力。只有对这个领域的历史足够了解的人才会意识到,在那个属于它的时代,它才是好的。

有一段时间,实验室里有很多施乐公司的 Dandelion 设备,谁都可以拿去用。我当时也很想有一台,但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它们的运行速度太慢了;这些设备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人想用这些设备了,所以它们都被淘汰了。这就是系统工作的所面临的情况。

The Xerox Star 8010 "Dandelion"

我不仅想建造东西,而且想建造能够持久的东西。

在这种无法令人满意的状态下,我于 1988 年拜访了卡内基梅隆大学(CMU)的理查德•德拉夫(Rich Draves) ,他在那里读研究生。有一天,我去参观了卡内基研究所,我小时候在那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在那里看到了一幅画,并且我意识到了一些看似显而易见的事情,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在那里,就在墙上,你就可以制作一些可以一直保存下去的东西。画作不会过时,一些最好的画作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而且,这也是你可以用来谋生的手段。当然,这并不像编写软件那么容易,但我认为,只要你够勤奋,并且生活朴素,一定可以赚到足够生存的钱。而且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可以真正独立。你不会有一个老板,甚至不需要研究经费的支撑。

我一直喜欢欣赏画作。但是,我可以自己绘画吗?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过。我非常理智地认为艺术是人类创造的,而不是凭空出现的,那些创造艺术的人好像是另外一个物种。他们要么生活在很久以前,要么是神秘的天才,在“生活”这本杂志上做着奇怪的事情。真正能够创作艺术的想法,仅仅是将“创造”二字放在艺术前面,似乎就不可思议。

那年秋天,我开始在哈佛大学上艺术课。研究生可以在任何院系上课,我的导师汤姆 · 奇塔姆(Tom Cheatham)非常随和。就算他知道我上的这些奇怪的课程,他也不会苛责于我。

所以,我是一边攻读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学位,但打算成为一名艺术家,同时我也真诚得爱上了 Lisp 技术,并开始了《On Lisp》的写作。换句话说,像许多研究生一样,我在精力充沛地从事着多个并不是我的研究方向的项目。

我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不想从研究生院退学,但我还能怎么出去呢?我记得我的朋友罗伯特 · 莫里斯(Robert Morris)在1988年因为写了互联网蠕虫病毒而被康奈尔大学开除时,我很羡慕他能找到这样一种绝妙的方式从研究生院“毕业”。

罗伯特·莫里斯 & 蠕虫代码

1990 年 4 月的一天,事情出现了转机。我遇到了奇塔姆(Cheatham)教授,他问我是否还来得及在 6 月份毕业。当时我的论文还一个字都没写,但我立即做了一生中最快的一个决定,我决定在截止日期前 5 周的时间里完成毕业论文,我可以重复利用 On Lisp 中的一些内容,当时我毫不犹豫地给了他回应:“是的,我想我可以,过几天我会给你初稿看看。”

我选择了应用程序的延续性作为研究主题。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选宏和嵌入式的。那是一个几乎没有人探索过的领域。但当时我只想从研究生院毕业,我快速写出的论文已经勉强足够了。

与此同时,我正在申请艺术院校。我申请了两所学校:美国的罗德岛设计学院(RISD)和佛罗伦萨的国立美术学院(Accademia di Belli Arti),因为它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艺术院校,我想应该会不错。最终,罗德岛设计学院录取了我,而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则没有回音,所以我就去了普罗维登斯。(译者注:罗德岛设计学院,位于美国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市

罗德岛设计学院

我申请了 RISD 的 BFA(译者注:Bachelor of Fine Arts,艺术类学士学位),这意味着我不得不再次去上大学。这其实并没有听上去的那么奇怪,因为当时我才25岁,而艺术学校里到处都是不同年龄的人。RISD 把我算作了转学生,并且告知我必需在那个暑假完成基础课程。基础课是指每个人都要参加的课程,如绘画、色彩和设计。

暑假快要结束时,我收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一封来自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信,这是一封迟来的信,因为他们原本应该寄往英国剑桥,而不是马萨诸塞州剑桥。信中邀请我参加那年秋天在佛罗伦萨的入学考试。当时距离考试只有几周时间。我好心的房东允许我把我的东西放在她的阁楼里。我在研究生院期间做咨询工作也存了一些钱;如果省着点用的话,这些钱可以维持一年的生活。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学习意大利语。

只有外国人才需要参加这次入学考试。回想起来,这很可能排挤他们的一种方式,因为有太多的外国学生想要来佛罗伦萨学习艺术,若不如此,外国学生的数量将会超过意大利本地的学生数量。那年夏天,我在罗德岛设计学院基金会的绘画和素描方面表现还不错,但我仍然不知道我是如何通过笔试的。我记得我是通过写塞尚(Cezanne)完成了论文问题,并且我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的智力水平,从而可以充分利用我有限的词汇量。[2]

我只有25岁,就已经经历了很多套路。再一次,我来到了一所著名的学府,希望可以学习一些有名的专业,但再一次的,失望了。学校绘画系的老师和学生待人都很好,但他们早就达成了一种默契,即学生不需要老师教什么,同样的,老师也不会要求学生学会什么。同时,所有的相关人员表面上都遵守着 19 世纪工作室的传统。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小炉子,里面有火柴,你可以在 19 世纪的绘画工作室看到这种场景,还有一个模特,她坐在离炉子很近但不会被烧伤的地方。除了我,几乎没有人画过她。其他的同学要么在聊天,或者会偶尔临摹一下他们在美国艺术杂志上看到的东西。

我们的模特就住在我家附近。她靠给做模特以及为当地的一个古董商人制作赝品为生。她会临摹书中的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旧画,然后古董商人就会对临摹品进行处理,使其看起来像是古画。[3]

当我还是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学生时,我会在晚上在我的卧室里画静物。因为房间很小,所以这些画也很小,当然也是因为我是在一些帆布碎片上画的,帆布碎片是我当时唯一能负担得起的。静物画不同于人物画,顾名思义,它们是无法移动的。人坐一次一般不能超过 15 分钟,而且当他们坐着的时候,也不能坐得很稳。所以,传统的画人模式是知道如何画一个通用的人物,然后通过修改以符合你要画的特定人物。而静物画,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将你所看到的逐个像素的画出来。

当然,你肯定不想止步于此,否则你得到的仅仅是照片般的准确性,而静物画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经历了一次头脑风暴。你可以强调一些视觉线索,例如,为什么颜色会在某一点突然变化?是因为那里是物体的边缘。通过巧妙地着重这些东西,可以使得你的绘画比照片更真实,不仅在某种隐喻意义上,而且是在严格的信息理论意义上。[4]

静物画

我喜欢画静物,因为我对我看到的东西感到好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会在意我们看到的东西。大部分的视觉感知是由低级别的过程处理的,它们只是告诉大脑“那是一滴水”,而不会告诉你细节,比如最亮和最暗的点在哪;或者“那是一片树丛”,而没有告诉你每片叶子的形状和位置。这就是我们大脑的特点,而不是一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去在意每一片树丛中每一片数字,这样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当你要画东西的时候,你必须仔细观察,当你这么做时,你会看到很多东西。你可以尝试画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一段时间后,你会注意到一些新的东西,就像你去写一篇关于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的文章时,一段时间后,你也会观察到一些新的东西

这不是唯一的绘画方式。我不能百分百确定这是不是一种好的绘画方式。但这似乎值得一试。

我们的老师,乌利维(Ulivi)教授,是个不错的人。他见我学习很努力,给了我一个不错的成绩,并且把成绩写在了每个学生的护照上。但是除了意大利语,学校没有教会我任何东西,我的钱也快花光了,所以第一年年底,我回到了美国。

我想回到罗德岛设计学院,但我当时身无分文,而罗德岛设计学院的费用又非常昂贵,所以我决定先找一份工作做一年,然后在第二年秋天回去。我在一家叫 Interleaf 的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家公司是做文档处理软件的。你是不是很像微软的 Word?没错。在这里,我见识到了低端软件是如何吃掉高端软件的。但是 Interleaf 还是苟延残喘了几年。[5]

Interleaf

Interleaf 做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在 Emacs 的启发下,他们创造了一种脚本语言,甚至使其成为了 Lisp 的一种方言。现在他们想找一个 Lisp 程序员来用它写东西。这是我做过的最接近正常工作的事情,在此我向我的老板和同事们道歉,因为我是一个糟糕的员工。他们的 Lisp 只不过是巨大的 C 语言蛋糕上的一层薄薄的糖衣,由于我不懂 C 语言,我也不想学习它,所以我从来没有理解过大部分的软件。此外,我还非常不负责任。当时编程工作意味着每天在特定的工作时间出现。这对我来说似乎不太自然,在这一点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正在逐渐接受我的思维方式,但当时这也引起了很多摩擦。在这一年年底,我花了很多时间偷偷摸摸地写《On Lisp》,当时我已经拿到了一份出版合同。

好的方面是我得到了巨额的报酬,尤其是按照艺术生的标准。在佛罗伦萨,在支付了我的那部分房租后,我的其他方面的预算是每天 7 美元。现在,即使我只是在开会,我每小时的收入也是之前的 4 倍多。通过节俭的生活,我不仅省下了足够的钱可以回到罗德岛设计学院,而且还还清了我的大学贷款。

我在 Interleaf 也学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尽管它们大多是关于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我学到了,技术公司最好由产品人员来管理,而不是由销售人员(尽管销售是一项真正的技能,擅长销售的人也不曾有假);当一段代码被太多人改动时,容易出现 bug;廉价的办公场所如果让人感到压抑,那它其实一点也不“便宜”;有机会的会议不如走廊谈话;大的官僚客户是一个危险的资金来源;传统的办公时间不一定是写代码的最佳时间,传统的办公室也不一定是写代码的最佳地点。

但是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在 Viaweb 和 Y Combinator 都用过的一点,就是低端会吃掉高端:作为“入门级”选项是件好事,即便那样会不那么有声望。如果你不是,其他人就会是,并且会把你挤到天花板上。其实这也意味着声望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第二年秋天,当我重新回到罗德岛设计学院时,我给项目团队安排了一些较为自有的工作,这就是我接下来几年的生存方式。后来,当我回访一个项目时,有人告诉我一个叫 HTML 的新东西,正如他所说的,这时 SGML 的衍生品。在 Interleaf,标记语音爱好者是一种职业病,我没有理会他,但这个叫 HTML 的东西后来成为了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2 年秋天,我搬回了普罗维登斯,继续在罗德岛设计学院工作。基金会变得只是一些介绍性的工作,而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则成了一个(非常文明的)笑话。现在,我要去看看真正的艺术院校是什么样子的了。但可惜的是,它和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很像。当然,组织得更好,相应的价格也更贵,但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艺术院校和艺术的关系,并不像医学院和医学的关系那样(译者注:所见即所得,即“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至少绘画系不是这样。我隔壁邻居所在的纺织系,似乎是处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阶段。毫无疑问,插画和建筑也是如此。但绘画已经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阶段了。绘画专业的学生应该尝试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对那些比较世俗的人来说,这意味着要试图去创造某种与众不同的标志性风格

标志性风格,在视觉上相当于演艺界所谓的“花招”:它可以让别人快速识别出作品是你的而不是别人的。例如,当你看到一幅看起来很像某种卡通的画作时,你立刻就能知道这是罗伊 · 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译者注:美国画家,波普艺术大师。其作品常以卡通人物如米老鼠、唐老鸭、大力水手等作为画中主角)的作品。因此,如果你在一个对冲基金经理的公寓里看到一幅这样的作品,你就知道他为此付出了数百万美元(译者注:罗伊 · 利希滕斯坦最昂贵的作品是 Masterpiece(下图左侧),于2017 年以1.65 亿美元的价格售出)。这并不足以完全解释为什么艺术家要有自己的标志性风格,但这通常是买家为这类作品支付高价的原因。[6]

罗伊 · 利希滕斯坦

也有很多认真的学生,他们在高中时就很“会画画”,现在他们来到了这个国家最好的艺术学校,来提升技艺。他们刚开始会感到困惑和气馁,但他们会坚持下去,因为这就是他们所要做的。我在高中时是不怎么会画画的,但是在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我绝对比那些追求标志性风格的人更接近标志性风格。

我在罗德岛设计学院的色彩课上学到了很多,但除此之外,我基本上是在自学绘画,而且是免费学习。所以在 1993 年,我退学了。我在普罗维登斯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大学时的朋友南希 · 帕米特(Nancy Parmet )帮了我一个大忙,她母亲在纽约有一套闲置的租金管制公寓。我想要吗?它不比我现在住的地方贵多少,而且纽约应该是艺术家聚集的地方。所以,是的,我想要![7]

阿斯特里克斯的漫画开始于罗马高卢一个小角落的放大,结果发现它并没有被罗马人控制。你可以在纽约市的地图上做类似的事情:如果你放大上东区,你会发现有一个并不富裕的小角落,或者至少在 1993 年时是不怎么富裕的。它叫约克维尔,那就是我的新家。现在我是一个纽约艺术家了——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在纽约画画和生活。

我为钱感到紧张,因为我能感觉到 Interleaf 在走下坡路。自由职业的 Lisp 程序员工作非常稀少,而我也不想用其他语言,在当时,如果我足够幸运的话,我可以选 C++。因此,凭借着对金融机会的敏锐嗅觉,我决定再写一本关于 Lisp 的书。这将是一本很受欢迎的书,是可以作为教科书的那种。我幻想着自己靠书的版税过着节俭的生活,然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练习绘画。(《ANSI Common Lisp》这本书的封面就是在这段时间画的。)

《ANSI Common Lisp》

对我来说,在纽约最棒的事情就是遇到了伊黛尔(Idelle)和朱利安 · 韦伯(Julian Weber)。朱利安 · 韦伯是一位画家,他是早期照相写实主义者之一,我在哈佛时上过她的绘画课。我从未见过如此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很多以前的学生都还和她保持联系,包括我。搬到纽约后,我成了她事实上的工作室助理。

她喜欢在4 ~5 英尺长的正方形大画布上作画。1994 年年末的一天,当时我待在一家基金公司里,正在做拉伸运动,收音机里传来一则关于某著名基金经理的新闻。他比我大不了多少,但是却超级有钱。我脑海里冒出一个想法:为什么我不能成为有钱人?然后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了。

于此同时,我听到了越来越多关于万维网这个新事物的信息。当我在剑桥拜访罗伯特 · 莫里斯(Robert Morris)时,他给我展示了万维网,他现在在哈佛读研究生。在我看来,网络会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我看到了图形化用户界面在微型计算机普及的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似乎网络也会为互联网的普及发挥同样的作用。

如果我想变得有钱,这就是前往下一站的时代列车。那部分分析我说对了。但之后的想法我却错了。我决定我们应该成立一家公司,把艺术画廊放在网上。在看了很多 Y Combinator 的申请后,不得不说,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创业想法,但它当时确实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艺术画廊不愿放在网上,现在也没有这个打算,特别是那些高档的画廊。这不是他们的销售方式。我写了一些软件,用来为画廊生成网站,罗伯特写了一些软件用来调整图片的大小,并且搭建了一个 http 服务器用来提供网页。然后,我们尝试去找一些画廊来注册。我们形容这部分工作很困难,未免有点轻描淡写。也很难放弃。有几个画廊让我们免费为他们做网站,但没有一个付钱给我们。

后来,一些网上商店开始出现,我发现,除了订购按钮,它们与我为画廊制作的网站完全一样。这个听起来就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叫做“互联网店面”,我们早就知道如果搭建了。

所以在 1995 年夏天,在我向出版社提交了《ANSI Common Lisp》的稿件后,我们就开始尝试编写软件来搭建网上商店。起初,我们只是想搭建一个普通的桌面软件,在当时,也就意味着是 Windows 软件。这种情况令人担忧,因为我们都不会编写 Windows 软件,也不想学。我们周围都是用 Unix 的。所以,我们决定至少要尝试在 Unix 上编写一个商店生成器的模型。罗伯特写了一个购物车,我写了一个新的商店网站生成器——当然是用 Lisp 写的。

我们在罗伯特位于剑桥的公寓里工作。他的室友经常不在,这段时间我就睡在他室友的房间里。由于某些原因,房间里没有床架和床单,只有一张放在地上的床垫。一天早上,当我躺在床垫上,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这让我直接坐了起来,像一个大写的 L。如果我们在服务器上运行软件,让用户通过点击链接来控制它,会怎么样?这样我们就不必编写其他东西在用户的电脑上运行了。我们可以我们自己的服务器上生成网站,用户不再需要其他东西,只需一个浏览器就够了

浏览器

这种软件称之为网络应用,现在很常见,但在当时还不清楚它是否可行。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决定尝试开发一款可以通过浏览器控制的商店构建器。几天后,也就是 8 月 12 日,我们开发出了一个可以使用的版本。它的用户页面很糟糕,不过它可以使用,起码证明了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构建一个完整的网上商店,并且不需要任何客户端软件,也不需要在服务器的命令行上输入任何东西。

现在,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找到了突破口。我曾幻想过以这种方式工作的新一代软件。你不再需要版本,或者端口,或者其他什么。在 Interleaf,有一个叫“发布工程“的小组,其规模似乎与实际编写软件的小组相当。现在,你可以直接在服务器上更新软件了。

我们成立了一家新公司:Viaweb,因为我们的软件就是通过网络工作的,我们从伊黛尔(Idelle)的丈夫朱利安(Julian)那里得到了 1 万美元的种子资本。他还为我们提供了刚开始的法务工作和商业建议,作为回报,我们给了他公司 10% 的股份。10 年后,这笔交易成为 Y Combinator 的典范。我们知道创始人需要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自己也需要。

在当时,我的净资产是负的,因为我放在银行的一千多美元被我欠政府的税款抵消了。(我没有把为 Interleaf 提供咨询服务所赚的钱按适当比例留下一部分)因此,尽管罗伯特有研究生补助,我还是需要这笔种子资本来维持生计。

我们最初希望在九月份发布,但随着工作的推进,我们对这个软件的期望越来越高。最终,我们成功构建出一个所见即所得的网站构建系统,也就是说,当你创建页面时,它们看起来的样子和后面生成的静态页面会一模一样,只是这些链接不会指向静态页面,而是指向存储在服务器上哈希表中的闭包。

学习过艺术是有帮助的,因为在线商店生成器的主要目标是生成的网站要看上去正规,而看上去正规最主要的是要具备高制作价值。如果你的页面布局、字体和颜色都没有问题,那就可以让一个在卧室开店的看起来比一个大公司还要正规。

如果你好奇为什么我的网站看上去这么老式,那是因为它仍然是用当年的软件制作的。它现在看起来很笨重,但在 1996 年时,它是非常丝滑的)

九月时,罗伯特反悔了。“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月,”,他说,“但仍然无法完成。”现在回想起来,这很有趣,因为差不多 3 年后,他仍然在做。但我觉得应该招募更多的程序员,于是我问罗伯特,和他一起读研究生的还有谁和他一样优秀。他推荐了特雷弗 · 布莱克韦尔(Trevor Blackwell),起初这让我很吃惊,因为那时我对特雷弗了解主要是他把生活中的一切都缩减到一叠记事卡中的计划,然后随身携带这些卡片。但罗伯特一如既往的是对的。特雷弗是一个非常高效的程序员。

Trevor Blackwell, Robert T. Morris, and Paul Graham

与罗伯特和特雷弗一起工作非常有趣。他们是我所认识的思想最独立的两个人,而且风格迥异。如果你能看到罗伯特的大脑内部,它看起来像一座新英格兰殖民地时期的教堂。而特雷弗,它的大脑更像是夸张的奥地利洛可可风格。

1996 年 1 月,我们终于开张了,而且有 6 家店。还好我们等了几个月,因为尽管我们担心我们会延迟,但实际上我们提前得太多了。当时媒体上有很多关于电子商务的讨论,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想要在线商店。[8]

这个软件有三个主要部分:编辑器,人们用它来构建网站,是我写的;购物车,是罗伯特写的;以及管理器,用来跟踪订单和统计数据,是特雷弗写的。在当时,编辑器部分是最好的通用网站构建器之一。我把代码写得很紧凑,除了罗伯特和特雷弗的软件,我不需要和其他任何软件集成,所以工作起来很有趣。如果我要做的就是开发这个软件,那么接下来的 3 年将是我生命中最轻松的时光。不幸的是,我不得不做更多的事情,在这些事情上我都不如编程更擅长,所以接下来三年反而是却是压力最大的。

在 90 年代后半期,有很多创业公司涉足电子商务软件。我们决心要成为微软的 Word,而不是 Interleaf。这意味着我们的软件要易用且便宜。我们很幸运,我们很穷,因为正是由于我们很穷,我们才将 Viaweb 的价格定的比我们想象中还要低。我们对一个小商店每月收费 100 美元,大商店的话每月 300。这种低价非常具有吸引力,并且一直不断刺激着竞争对手,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深入的洞察力才把价格定得很低。我们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定价。一个月 300 美元,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

在线购物

我们还做了很多这种碰运气的事情。比如,我们做了现在可以称之为“做不可拓展的事”,尽管在当时我们会觉得“如此蹩脚,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采取最绝望的措施来获取用户”。其中最常见的就是为他们生成在线商店。这似乎特别丢脸,因为我们的软件存在的意义就是人们可以用它来制作在线商店。但是,为了获取用户,什么都能做。

我们学到了很多零售业的知识。比如,如果你只能放置有男士衬衫的小图片(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当时的图片都很小),那么最好有一个衣领的特写,而不是整件衬衫的照片。我之所以记得这一点,是因为我重新扫描了大约 30 张男士衬衫的图像。而我第一次扫描的其实也很好看。

虽然这感觉不太好,但这正是我们想要做的正确的事情。为用户构建线上商店,可以让我们了解零售业,并且可以了解用户使用我们软件的感受。起初,我对“商业”既迷惑又反感,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商务人士”来负责,但自从我们开始有了用户,我的想法变了,就像我有了孩子之后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一样。无论用户想要什么,我都会满足他们。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有很多用户,以至于我无法为他们扫描图像,但在此期间,也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当时没有想明白的另外一件事是,增长率是对创业公司的最终考验。我们的增长速度还不错。到 1996 年底,我们大约有 70 家商店,到 1997 年底,大约有了 500 家。我错误地认为,用户的绝对数量才是重要的。

某种意义上来讲,你能赚多少钱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赚的不够多,那可能就会破产。但从长期来看,增长率可以解决绝对数量的问题。如果我们是一家我在 Y Combinator 担任顾问的初创公司,我会说:别那么紧张,你们做得很好。你们每年增长 7 倍。只要不雇佣太多的人,你们很快就会盈利,然后你们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唉,我还是雇佣了更多的人,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投资人希望我们这么做,部分原因是互联网泡沫时期的创业公司就是这么做的。一个只有几个员工的公司,会显得很业余。因此,直到 1998 年夏天雅虎收购了我们时,我们才实现收支平衡。这也意味着我们在公司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都要受投资人摆布。由于我们和我们的投资人都是菜鸟,即使按照创业公司的评价标准,我们的所做也是一团糟。

当雅虎收购我们时,我们松了一大口气。原则上,我们持有的 Viaweb 的股票是有价值的。这时一家已经盈利且发展迅速的企业。但是对我来说,它并不是很有价值;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一个企业,但是我非常敏锐地意识到,我们似乎每隔几个月就会经历一次濒临死亡的体验。自从我们开始工作以来,我们依然采用研究生时的生活方式。因此,当雅虎收购我们的时候,我感觉就像是从贫困迈向了富裕。因为我们要去加利福尼亚,所以我买了一辆车,黄色的 1998 年产的大众 GTI。我仍然记得当时的感受,单单是它的真皮座椅,就是我迄今为止所拥有的最豪华的东西了。


接下来的一年,即从 1998 年夏天到 1999 年夏天,这一定是我一生中最没有成效的一年。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运营 Viaweb 的努力和压力让我疲惫不堪。到了加州后,有一段时间,我试图继续我通常的工作方式,即到凌晨三点,但疲惫,加上雅虎过早老化的公司文化,以及圣克拉拉阴森森的立方体农场,逐渐将我压垮。几个月后,感觉就像在 Interleaf 工作一样不安。

雅虎在收购我们时给了很多期权。当时我认为雅虎的价值被高估了,这些期权不会有什么价值,但令我惊讶的是,股票在第二年就上涨了 5 倍。我一直坚持到第一批期权解禁,然后在 1999 年夏天我就离开了。我已经很久没画画了,以至于我几乎忘了为什么要这样做。4 年来,我的脑子里全是软件和男士衬衫。我提醒自己,我这样做是为了赚钱,这样我才能有条件去画画,现在我已经赚到了钱,我该去画画了。

当我说我要离开的时候,我在雅虎的老板就我和我的计划进行了一次长谈。我告诉他我想画什么样的画。当时我很感动,因为他对我的做法感兴趣。现在我意识到是因为他觉得我在撒谎。当时我的股票期权价值每月 200 万美元。如果我要把那么多钱留下,那它们只能用来去创办一些新的创业公司,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可能会把人带走。这是互联网泡沫的高峰期,而雅虎是泡沫的起点。我的老板在当时已经是个亿万富翁。在他看来,离开雅虎去创办一家新的公司,一定是一个疯狂的、但也看似合理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但我真的为了画画而辞职了,而且很快就这么做了。时不我待。我已经耗费了 4 年时间用来赚钱。现在,当我和那些将自己的公司出售掉,即将离开的创始人交谈时,我的建议总是一样的:给自己放个假。这才是我应该做的,只是离开一个地方,在一两个月什么也不做,放空自己,但之前我从未这样想过。

所以,我试着去画画,但我似乎没有任何动力和干劲。部分原因是我在加州认识的人很少。我在圣克鲁斯山脉买了一栋房子,这里风景优美,但是很偏远,去哪都有几英里远,这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我又坚持了几个月,然后在绝望中回到了纽约,在那里,除非你了解租金管制,否则你会惊讶地发现,我的公寓仍然还在,就像我过去生活的坟墓一样被封存了起来。至少有伊黛尔(Idelle)在纽约,而且还有其他人会去画画,尽管我不认识他们。

当我回到纽约后,我恢复了以前的生活,唯一变化是我现在有钱了。我又恢复了原来的模式,只不过现在有了更多的选择。现在,当我走累时,只要我举起手,就会有出租车停下来接我(除非下雨)。现在,当我路过迷人的小餐馆时,我可以直接进去点餐。这让我兴奋了很长一段时间。绘画也开始变得顺利。我尝试了一种新的静物画,我先用旧方法画一幅画,然后把它拍下来,放大后印在画布上,然后用它作为下一幅静物画的底色,然后画同样的物体(希望它们还没腐烂)。

与此同时,我在想办法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现在我可以真正地选择住在哪里。我问自己和各种房产经纪人,纽约的“剑桥”在哪里?通过偶尔的几次参考真正的剑桥,我逐渐意识到纽约没有“剑桥”。哈~

大约在这个时候,也就是 2000 年的春天,我有了一个想法。从我们在 Viaweb 的经验中可以看出,网络应用是未来的趋势。为什么不建立一个用于制作网络应用的网络应用呢?问什么不让人们通过浏览器在我们的服务器上编写代码,然后为他们托管所生成的应用程序呢?[9]你可以在服务器上运行各种应用服务,这些应用程序只需通过 API 互相调用:拨打和接听电话、操作图像、接受信用卡付款,等等。

对这个想法,我十分兴奋,以至于我根本无法再考虑其他事情。似乎很明显,这就是未来。我并特别想再开一家公司,但很明显,要实现这个想法,还是需要一家公司,所以我决定搬到剑桥去创办这家公司。本来我想引诱罗伯特和我一起,但遇到了一个麻烦。罗伯特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后,虽然上次我引诱他参与我的计划时,他赚了很多钱,但这也需要投入巨大的时间成本。因此,尽管他同意我的这个想法似乎很合理,但他还是拒绝了参与进来。

哼。好吧,那我就自己来。我招募来了曾在 Viaweb 工过的丹 · 吉芬(Dan Giffin),以及两个想要暑期工的本科生,我们要做的事情很清楚,那就是构建一个价值大约有 20 加公司和数个开源项目的软件。用来定义应用程序的语言当然是 Lisp 的一种方言。但我并没有天真到认为我可以在普通用户前展示 Lisp;我们会像迪伦(Dylan)那样隐藏括号。

那是 Viaweb 已经有了一个名字,叫做“应用服务提供商(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或者叫 ASP。不久之后,这个名字又变成了“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但它存活的时间已经足够长,所以我用它来命名这个新公司:Aspra。


我开始着手开发应用构建器,丹负责网络基础设施,另外两个本科生则负责前面两个功能(图像和电话)。但是大约在夏天过半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真的不想经营一家公司——尤其是不想经营一家大公司,而这看起来肯定会是一家大公司。我创办 Viaweb 只是因为我需要钱。现在我已经不再需要钱了,我为什么还要创建一个公司呢?如果这个愿景必需通过一个公司实现,那就去他妈的愿景。我会构建一个子项目,把它作为一个开源项目来做。

令我惊讶的是,我花在这些东西上的时间没有被浪费掉。在我们创办 Y Combinator 后,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创业公司在研究这种新架构,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甚至尝试写了一些东西,这都是非常有用的。

作为一个开源项目,我要构建的子集是一种新的 Lisp,现在我甚至不需要隐藏它的括号。很多 Lisp 程序员梦想着建立一个新的 Lisp,部分原因是这种语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有方言,还有一部分原因,我觉得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柏拉图式的 Lisp,所有现有的方言都无法达到要求。所以在夏天结束的时候,丹和我转而在剑桥买的房子里研究这种新的 Lisp 方言,我称之为 Arc。

第二年春天,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受邀在一个 Lisp 会议上做一个演讲,所以我做了一个关于我们是如何在 Viaweb 使用 Lisp 的演讲。之后,我就把我这次演讲的一些内容放在了我的个人网站上,这个网站还是我当年用 Viaweb 构建的,但是从来没有用过。有一天,这个网站的页面浏览量达到了 3 万。到底发生了什么?引用 URL 显示有人在 Slashdot(译者注:Slashdot,一个资讯科技网站)上发布了这篇文章。[10]

哇,我想会有观众看的,如果我把写的东西放在网上,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现在看来,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当时却是不可思议的。在印刷时代,作者和读者是很难交流的,通常需要经过编辑从中斡旋。你写的任何东西,如果想吸引更多读者,唯一的办法就是作为书出版,或者在报纸或者杂志上发表。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发表任何东西。

自 1993 年以来,这些原则上都是可以的,但还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在那段时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密切参与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也是一名作家,我花了 8 年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即使在当时,我也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明白其中的含义。这意味着会有全新一代的文章出现。[11]

在印刷时代,发表文章的渠道非常之少。除了少数官方任命的纽约右派思想家,唯一允许发表文章的人就是一些专业领域的专家。由于无法出版,有很多文章没有面世。现在可以了,而我要写它们。[12]

我曾经做过几件不同的事情,但是要说其中那件事情是转折点的话,那就是我开始在网上发表文章的时候。从那时起,我知道,无论我做什么,我都会一直写下去。

我知道网上的文章一开始会是处于比较边缘的境地。在社会上,它们更像看起来更像是疯子在他们的 GeoCities 网站(译者注:雅虎地球村,一个网页托管服务公司)上的夸夸其谈,而不是在《纽约客》(译者注:一分内容涵盖美国新闻、社评、小说、文章、文学批评、讽刺作品、漫画及诗歌等纽约文化生活动向的杂志。虽然其评论和活动通常关注纽约市的文化生活,但由于其高质量的写作团队和严谨的编辑作风,使《纽约客》拥有广泛的读者层面,并不乏国际读者的关注。)上发表的优雅而漂亮的排版作品。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的足够多,我发现这是鼓舞人心的局面,而不是令人沮丧的。

在我的生活中,我注意到的一个最明显的现象是,从事那些不那么有声望的工作反而更有效。静物画一直都是最普通的绘画形式。Viaweb 和 Y Combinator 在刚开始时同样籍籍无名。当陌生人问我在写什么的时候,他们仍然会用呆滞的眼神看我,我会解释说这是一篇我要在网上发布的一篇文章。即使是 Lisp,虽然像拉丁语一样在知识上享有声望,但似乎也很时髦。

这并不是说那些没有声望的工作本身就是好的。但是,当你发现自己被某种工作吸引,尽管它目前缺乏声望,但这也表明了这个工作有真正可以挖掘的东西,同时也表明你的动机是单纯的。不纯洁的动机对于野心勃勃的人来说很危险。如果有什么东西会把你带入歧途,那就是想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欲望。因此,尽管从事那些不那么有声望的工作并不能保证你可以成功,但至少可以保证你不会误入歧途。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写了很多关于各种不同主题的文章。O'Reilly 公司(译者注:以出版电脑资讯书籍闻名于世的美国公司,由提姆·奥莱利(Tim O'Reilly)创立于1978年。该公司既是出版开放源代码书籍的先驱之一,也常承办许多开放源始码社群的研讨会议。)将这些文字集结成书,并以其中一篇文章的名字命名为《黑客与画家》。我还参与了垃圾邮件过滤器的工作,并画了一些画。我曾经在每周四晚上会和一群朋友一起吃饭,这让我学会了如何为一群人做饭。我还在剑桥买了另一栋楼,以前是糖果厂(后来据说是色情工作室),用来作为办公室。

2003 年 10 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家里举办了一个大型聚会。这是我的好友玛丽亚 · 丹尼尔斯(Maria Daniels)的想法,她也是周四晚餐的食客之一。三个发起人都邀请了各自的朋友来参加。因此,对于每个人客人来说,有三分之二的其他客人他们是不认识的,但可能会喜欢的人。其中就有一个叫杰西卡 · 利文斯顿(Jessica Livingston),我们之前不认识,但后来却非常喜欢她。几天后,我就单独约她了。

杰西卡 · 利文斯顿

杰西卡在波士顿一家投资银行负责市场营销。这家银行认为它们了解创业公司,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当她遇到我在创业公司的朋友时,她惊讶地发现现实并非如它们了解的那样,创业公司的故事多么的丰富多彩。因此,她决定写一本创业公司创始人的访谈录。

当银行出现财务问题,而她不得不解雇将近一半的员工时,她开始寻找新的工作。2005 年初,她面试了波士顿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营销工作。他们花了好几个星期才做出决定,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告诉她一些关于风险投资的知识。比如,应该进行更多的小型投资,而不是少量的大型投资;应该资助更年轻、更有技术含量的创始人,而不是 MBA;应该让创始人继续担任 CEO,等等。


我写文章的诀窍之一就是给被人讲。站在一群人面前,告诉他们一些不会浪费他们时间的事情,这种情况能够极大地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当哈佛大学计算机协会,即本科生计算机俱乐部,要求我去做一个演讲时,我决定要告诉他们如何启动一个创业公司。也许他们能够避免我们创业时发现的一些重大错误。

所以我做了这个演讲,在演讲过程中我告诉他们,种子资金的最佳来源是成功的创业公司创始人,因为这样他们也会提供很多创业建议。这时,他们似乎都很期待地看着我。一想到自己的收件箱塞满了各种商业计划书,我吓坏了,赶忙说:“但不是我!”然后我就继续讲了下去。但后来我突然想到,我真的应该开始去做天使投资了。自从雅虎收购了我们之后,我就一直想这么做,而现在已经过去 7 年了,我仍然没有做过一笔天使投资。

于此同时,我一直在与罗伯特和特雷弗商量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的项目。我很怀念与他们一起工作的日子,而且似乎总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再次合作。

3 月 11 日,当我和杰西卡吃完晚饭走在花园街和沃克街的拐角处时,这三条线索汇聚在一起。让那些花了这么长时间才下定决心的风投去死吧!我们将成立我们自己的投资公司,真正实现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想法。我负责出资,杰西卡可以辞掉工作,直接来干,我们还可以让罗伯特和特雷弗成为合伙人。[13]

再一次,无知对我们有利。我们不知道如何成为天使投资人,而且在 2005 年的波士顿,也没有罗恩 · 康威(Ron Conways)(译者注:硅谷著名天使投资人,Google 和 Facebook 的早期投资者,素有“硅谷教父”之称)可供我们学习。所以我们只是做了一些看似显而易见的选择,而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后来证明是新颖的。

罗恩 · 康威

Y Combinator 有多个组成部分,我们并没有一下子把它们都搞清楚。我们首先得到的角色是一家天使公司。在当时这两个词并不搭。当时有风险投资公司,它们是有组织的公司,主要工作就是进行投资,但他们只做大型的、百万美元起步的投资。还有一些天使投资,他们的投资规模比较小,但他们通常专注于其他事情,用业余精力进行投资。而且他们在一开始都没有给创业者提供足够的帮助。我们知道创业者开始时是多么无助,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们就是这样。例如,朱利安为我们做了一件事,在我看来就像是魔法一样,就让我们成立了一家公司。**我们可以编写很复杂的软件,但是实际上要成立公司,需要制定规章制度、发行股票,所有这些东西,到底该怎么处理?**我们的计划不仅仅是进行种子投资,而且要为初创企业提供朱利安为我们做的那些帮助。

YC 并不是作为一个基金运行的。它的运营成本很低,我们用自己的钱资助它。99% 的读者都认为应该这么做,但是专业投资者则认为“哇,这意味着他们得到了所有的回报。”但再一次说明,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拥有多么深刻的洞察力。我们不知道风险投资公司该如何运营。我们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筹集资金,就算有这种想法,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14]

YC 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批量模式,即一次性自助一大批创业公司,每年两次,然后花三个月的时间集中精力帮助他们。这种模式是我们偶然间发现的,因为我们由表及里得对投资的无知。我们需要获得投资经验。我们想,还有比一次性投资一大推创业公司更好的办法吗?我们知道大学生会在暑假期间去科技公司实习。为什么不组织一个暑期项目,让他们来创办初创企业呢?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不会因为自己不是真正的投资者而感到内疚,因为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创始人。因此,尽管我们可能不会从中赚到多少钱,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在他们身上练习投资的能力,而他们可能也会收获一个比在微软实习更有趣的夏天。

我们使用了在剑桥的大楼作为总部。我们每周二会在那里进行一次晚餐,晚餐后我们会邀请创业方便的专家来做讲座。

我们知道大学生当时正是找暑期工作的时候,所以在几天内,我们制定了一个暑期创始人计划的东西,并在我的网站上发布了一个公告,邀请大学生申请。我从来没有想过,写文章会成为投资者所说的“交易流”(译者注:从潜在投资项目到最终交易完成的全过程)的一种方式,但事实证明这时一个完美的来源。[15]我们收到了 225 份暑期创始人计划的申请,我们惊讶地发现其中很多人已经毕业,或者即将毕业。SFP(译者注:即Summer Founders Program,暑期创始人计划) 的事情已经开始变得比我们预想的更严重了。

我们邀请了 225 个小组中的大约 20 个进行了面谈,并从中挑选了 8 个进行资助。他们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群体。第一批包括 reddit(译者注:一个娱乐、社交及新闻网站,目前是美国第五大网站,流量仅次于Google、YouTube、Facebook以及Amazon,月活用户数达3.3亿。),Justin Kan 和 Emmett Shea,他们后来创立了 Twitch(译者注:一个面向视频游戏的实时流媒体视频平台),Aaron Swartz,他在帮助编写 RSS 规范,几年后成为开放内容获取的殉道者,还有 Sam Altman,他后来成为 YC 的第二任总裁。我不认为第一批人如此优秀完全是运气。你必须非常大胆,才会报名参加像暑期创始人计划这样的奇怪项目,而不是在像微软或高盛这样的大公司进做暑期工。


创业公司的资金由我们和朱利安的交易(10000美元的10%)和罗伯特所说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的暑期收入(6000美元)组成。我们为每个创始人投资 6000 美元,一般情况下两个创始人就是 12000,回报率是 6%。这必须公平,因为这比我们自己的交易要好上一倍。另外,第一个夏天,真的很热,还好杰西卡给创始人们带来了免费的空调。[16]

我很快意识到我们其实无意中发现了扩大创业资金规模的方法。分批为创业公司提供资金对我们来说更方便,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同时为很多创业公司提供服务,这样对创业公司也有好处。它解决了创业公司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孤立无援。现在你不仅有同事,而且有很多和你处境类似的人,你遇到的问题,他们可能也遇到过,这样你们可以共享解决问题的方法。

随着 YC 的不断发展,我们开始注意到规模化的其他优势。校友们变成了一个紧密的团体,致力于互相协助,特别是当前这批人,他们记得自己曾经的处境。我们还注意到,初创企业正在成为彼此的客户。我们曾开玩笑地提到“YC GDP”,但是随着 YC 的发展,这个词越来越像是真的。现在,很多创业公司的初始客户群几乎完全来自于他们的同组伙伴。

最初,我并没有打算将 YC 作为一项全职工作。我打算做的有三件事:写代码、写文章和为 YC 工作。随着 YC 的发展,我越发兴奋,它开始占据我超过三分之一的精力。但在最初的几年,我还是有精力处理其他事情。

2006 年夏天,罗伯特和我开始着手开发新版本的 Arc。这个版本的速度相当快,因为我们将它编译成了 Scheme。为了测试新版 Arc,我用它实现了 Hacker News(译者注:一家关于计算机黑客和创业公司的社会化新闻网站)。它最初的目的是为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提供一个新闻聚合平台,可以称之为“创业新闻”,但在几个月后,我厌倦了只读创业公司的内容。另外,我们想接触的不是创业公司的创始人,而是未来的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所以我把名字改为了 Hacker News,主题也改成了任何能激发人们的求知欲的东西。

Hacker News

HN 对于 YC 来说无疑是件好事,但它也是迄今为止我最大的压力来源。吐过我所要做的就是选择和帮助创业者,生活就会简单许多。这意味着 HN 是一个错误。当然,一个人工作中最大的压力来源至少应该是接近工作核心的东西。而我就像一个人在跑马拉松时,不是因为跑步的劳累而痛苦,而是因为鞋子不合脚而起了水泡。当我在 YC 处理一些紧急问题时,大约 60% 的几率会与 HN 有关,40% 的几率是其他事情。[17]

除了 HN,我还用 Arc 编写了 YC 的所有内部软件。但是我还在继续使用 Arc,但我逐渐停止了 Arc 本身的工作,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基础设施依赖于它,所以再折腾 Arc 的动机不足。因此,现在我的三个主要事项减少到了两个:写文章和为 YC 工作。

YC 与我做过的其他工作不同。我不再是自己决定要做什么,而是问题会来找我。每 6 个月就会有一批新的创业公司,不管他们的问题是什么问题,都会成为我们的问题。这是一项非常吸引人的工作,因为他们的问题非常多样化,而且优秀的创始人也非常高效。如果你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了解创业公司,你不可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这份工作有些地方我也不喜欢。比如联合创始人之间的争执,弄清人们何时对我们撒谎,与虐待创业公司的人打架,等等。但即使是我不喜欢的部分,我也会努力应对。凯文 · 黑尔(Kevin Hale)曾经说过一句关于公司的话,让我印象深刻,即:没有人比老板工作得更努力。他的这句话既是陈述性的,也带有规定性的意味,而后者让我害怕。我希望 YC 能做好,所以如果我的努力程度决定了其他人努力的上限,那么我只好更努力地工作。


2010 年的一天,当罗伯特 · 莫里斯访问加州接受采访时,他做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他主动向我提供了建议。我印象中他以前只给我提过一次建议。有一天在 Viaweb,当我因肾结石而疼痛得弯腰时,他建议带我去医院。这就是罗伯特主动提建议的原因。所以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的原话。“你知道,”他说,“你应该确保 Y Combinator 不是你做的最后一件很酷的事情。”

当时我并不明白他什么意思,但渐渐地我明白了,他是说我应该退出。这个建议似乎有点奇怪,因为 YC 做得很好。但是有一件事比罗伯特提建议更罕见,那就是罗伯特错了。所以这让我开始思考。的确,按照我目前的轨迹,YC 将是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因为它只会占据我更多的注意力。它已经侵占了我付诸于 Arc 的精力,而且现在也在慢慢侵占我写文章的精力。要么 YC 是我毕生的事业,也么我最终还是要离开。而它不是,所以我就离开了。

2012 年夏天,我的母亲患上了中风,原因竟然是结肠癌引起的血栓。这次中风破坏了她的平衡能力,她被送到了养老院,但是她不想呆在那里,她想回家。我和姐姐决定帮她。我以前经常飞到俄勒冈州去看她,在飞行途中我有很多时间可以进行思考。其中有一次,我意识到我已经准备好把 YC 交给别人了。

我问杰西卡是否愿意接手,但她并不愿意,所以我们决定尝试招募山姆 · 阿尔特曼(Sam Altman)。我们和罗伯特以及特雷弗进行了沟通,同意进行一次彻底的换届。在那之前,YC 一直是由我们四个创始人控制。但我们希望 YC 可以一直做下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它就不能再由创始人控制。因此,如果山姆同意,我们会让他对 YC 进行重组。到时,罗伯特和我都会隐退,而杰西卡和特雷弗将变成普通合伙人。

山姆 · 阿尔特曼

当我们询问山姆是否愿意成为 YC 的总裁时,最初他并不愿意。他想创办一家核反应堆制造的创业公司。但我一直没有放弃,在 2013 年 10 月,他终于同意了。我们决定从 2014 年冬天开始由他接手。在 2013 年剩下的时间里,我开始慢慢将 YC 的经营交接给山姆,一方面让他学习这份工作,另一方面我也要把更多精力放在母亲身上,因为她的癌症又复发了。

母亲还是在 2014 年 1 月 15 日去世了,我知道这一天终会到来,但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时,我们仍然难以接受。

我在 YC 的工作一直持续到 3 月份,帮助那批创业公司度过了演示日,然后我就完全退出了。(我仍然会与校友和初创公司谈论我感兴趣的事情,但是每周只需几个小时就够了。)


接下来我该做什么呢?罗伯特给我的建议里并没有这部分内容。我想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我决定画画。我想看看如果我全身心投入画画,我能做到什么程度。所以在我停止在 YC 工作的第二天,我就开始画画。我的技能已经生疏了,花了一段时间才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起码我是全身心投入的。[18]

2014 年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画画。我以前从未如此不受干扰地工作,而且我也得到了比以前更好的结果。虽然还没有那么好,但已比之前更好。然后到了 11 月,在画一幅画时,我没了动力。在那之前,我一直很想知道我正在画的这幅画会变成什么样子,但突然间,完成这幅画似乎成了一件苦差事。所以我停了下来,清洗了我的画笔,以后再也没有画过。至少目前是这样。

我意识到,这听起来很懦弱。但注意力是一个零和游戏。如果你可以选择从事什么工作,而你的选择对你来说不是最好的(或者说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它就会妨碍另一个对你来说更好的选择。而在 50 岁的时候,乱搞是需要一些机会成本的。


我又开始写文章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又写了一堆新文章。我甚至写了一些和创业无关的文章。然后,在 2015 年 3 月,我又开始了 Lisp 的工作。

Lisp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核心是一种通过编写解释器本身来定义的一种语言。最初它并不是一种普通意义上的编程语言。它的目的是成为计算的形式模型,是图灵机的替代品。如果你想为一种语言本身写一个解释器,你需要的最小预定义运算符集是什么?约翰 · 麦卡锡(John McCarthy)发明的Lisp,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回答了这个问题。[19]

麦卡锡一直没有意识到 Lisp 居然可以用来为计算机编程,直到他的研究生史蒂夫 · 拉塞尔(Steve Russell)推荐它。拉塞尔把麦卡锡的解释器翻译成了 IBM 704 的机器语言,从那时起,Lisp 开始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编程语言。但它作为一种计算模型的起源,给了它一种其他语言无法比拟的强大和优雅。正是这一点在大学时吸引了我,尽管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为什么。

麦卡锡 1960 年时的 Lisp 只做了解释 Lisp 表达式的工作。它缺少很多普通编程语言的特性。所以必须加上这些特性,而当真正添加这些特性时,它们并没有用麦卡锡最初的公理方法来定义。这在当时是行不通的。麦卡锡通过手工模拟程序的执行来测试他的解释器。但这已经接近了这在测试方法的极限,事实上,其中还有一个被麦卡锡忽略的错误。为了测试一个更复杂的解释器,你必须运行它,而当时的计算机还不具备这种能力。

不过现在它们可以了。现在你可以继续使用麦卡锡的公理方法,直到你定义出一个完整的编程语言。只要你对麦卡锡的 Lisp 所做的每一个改变都是一个保留发现性的转换,原则上,你最终也可以得到一个具备这种特性的完整语言。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如果原理上可以,为什么不试试呢?所以我决定试试。从 2015 年 3 月 26 日到 2019 年 10 月 12 日,历时 4 年。幸运的是,我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否则很难坚持这么长时间。

我用 Arc 重新编写了 Lisp,叫做 Bel。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自行矛盾,但它表明了我必须采用的一种诡计,才能让这一切顺利进行。通过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黑客手段,我成功地做出了一个与解释器非常接近的程序,这个解释器本身就能运行。速度不快,但足够测试了。

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不得不禁止自己写文章,否则我就永远无法完成。2015 年底,我花了 3 个月的时间写文章,当我回到 Bel 的工作中时,我几乎已经看不懂代码了。这倒不是说代码写得不好,而是因为问题太复杂了。当你在使用一个自己编写的解释器时,很难跟踪在哪里发生了什么问题,而且当你发下错误时,它们实际上已经被加密了。

所以我说在 Bel 完成之前就不会再写文章了。但我在进行 Bel 的工作时,很少告诉别人。因此,多年来,我看上去似乎什么都没做,而事实上,我比以往任何时候工作得都更努力。有时候,在于一些可怕的 bug 纠缠了几个小时后,我会去 Twitter 或 HN 上看下,上面会有人问:“保罗 · 格雷厄姆还在写代码吗?"

在 Bel 上的工作很辛苦,但也很令人满意。我在 Bel 上投入了太多的精力,以至于在任何时候我的脑子里都会有一大段代码,而且在脑中可以写得更多。我记得 2015 年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带孩子们去海边,一边看着他们在潮汐池里玩耍,一边琢磨着如何处理一些涉及连续的问题。那感觉就像我在过正确的生活。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这种新奇的感觉让我略感沮丧。好消息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经历了更多这样的时刻。

2016 年夏天,我们搬到了英国。我们想让孩子见识一下生活在另外一个国家是什么样子,另外我也是在英国出生的,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选择。我们只打算住一年,但是我们非常喜欢那里,所以我们仍然还住在那里。所以,Bel 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英国完成的。

2019 年秋天,Bel 终于完成了。和麦卡锡最初的 Lisp 一样,它是一个规范,而不是一个实现。尽管如此,它也是一个用代码表示的规范。

现在我又可以写文章了,我写了一堆之前囤积的话题。我一直写到 2020 年,但我也开始思考其他我可以做的事情。我应该如何选择做什么呢?那么,我过去是如何选择工作内容的呢?我为自己写了一篇文章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惊讶地发现答案竟然如此冗长且杂乱。如果这让我感到惊讶,那么我想也许这对其他人来说也会很有趣,对那些有着类似混乱生活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鼓励。所以我写了一个更详细的版本,供他人阅读,这是最后一句话了。

备注

[1] 我的经历跳过了计算机发展的一个阶段,即带有交互式操作系统的分时机器。我直接从批处理阶段来到了微型计算机阶段,这使得微型计算机看上去更令人兴奋。

[2] 意大利语中的抽象概念词,基本上都可以从其同源的英语单词中猜到其含义(除非一些像polluzione的陷阱)。日常用于则有所不同。因此,如果你可以用一些简单的动词来串联大量的抽象概念,那么即使你只会一点意大利语,你也可以走得很远。

[3] 当时我住在圣菲利斯广场 4 号,所以我去学校的路是沿着老佛罗伦萨的主线走的:经过碧提宮。穿过大桥,经过圣母百花圣殿和圣若望洗礼堂之间的圣弥额尔教堂,然后沿着里卡索利大道到达圣马可广场。我看过佛罗伦萨街道上各种可能的状况,从空荡荡的黑暗冬夜到街上挤满了游客炎炎夏日。

[4] 如果你愿意,你当然可以把人画得像静物一样。这种肖像画可以说是静物画的最高境界,尽管长时间的坐着确实会让坐着的人产生痛苦的表情。

[5] Interleaf 曾是众多拥有高端人才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的公司之一,但却被摩尔定律击垮。在 20 世纪 90 年代,商用处理器(即英特尔)的处理能力呈指数级增长,像推土机一样席卷了高端专用硬件和软件公司。

[6] 罗德岛设计学院追求标志性风格并不是唯利是图。在艺术界,金钱和酷是机密相连的。任何昂贵的东西都会认为很酷,而被认为很酷的东西很快也会变得昂贵。

[7] 严格来说,这套公寓并不是租金管制的,而是租金稳定的,但只有纽约人才会关心这些鸡毛蒜皮的的事情。主要是,它真的很便宜,价格不到市场价格的一半。

[8] 大多数软件只要完成后就可以正常启动。但是,当这个软件是一个在线商店构建系统,并且你正在用其托管你的商店,如果你还没有什么用户,那将是痛苦的。因此,在我们公开发布之前,我们必须先私下发布,即先招募一批种子用户,并且确保他们拥有看起来还不错的商店。

[9] 我们在 Viaweb 时有一个代码编辑器,用户可以自定义页面风格,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他们正在编辑底层的 Lisp 表达式。但这不是一个应用程序编辑器,因为代码是在商家的网站生成时运行的,而不是在购物者访问它们时。

[10] 这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这种事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是如此,当我读到上面的评论时,发现满是愤怒的人们。我怎么能说 Lisp 比其他语言更好呢?他们不都是图灵完备的吗?看到我写的回复的人有时会告诉我他们很同情我,但是当我没有夸张地回答说,本就如此。这是理所当然的。一篇文章必需告诉读者他们还不知道的事,但有些人不喜欢这样。

[11] 当然,在 90 年代,人们把很多东西放在了互联网上,但把东西放在网上和在网上出版是不一样的。在网上出版意味着要把在线版本作为主要版本(或至少是)。

[12] 这里有一个普遍的教训,我们与 Y Combinator 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习惯会一直制约着你,即使在形成习惯的限制消失之后。传统的风险投资实践曾经是基于真实的约束条件的,这点和发表文章是类似的。创业公司以前的创业成本很高,而且相对稀少。现在,创业可以说成本很低,也很普遍,但风险投资的习惯依然停留在上个时代,就像写文章的习惯仍然沿袭了印刷时代的限制。

这反过来意味着,思想独立的人(即较少受到旧习惯的影响)将在快速变化的领域(旧习惯更有可能被淘汰)占有优势。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观点:你不可能一直预测到哪些领域是快速变化的。显然,软件行业和风险投资是如此,但谁能知道写作也会如此呢?

[13] Y Combinator 最初并不叫这个名字。起初我们叫它剑桥种子。但我们不想要一个地域性的名字,以防硅谷有人抄袭我们的名字,所以我们用了 Lambda 微积分中最酷的技巧之一,Y组合器来重新命名。

我选了橙色作为我们的颜色,一方面因为它是最温暖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没有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使用这个颜色。2005 年,所有的风险投资都使用栗色、海军蓝和森林绿等呆板的颜色,因为他们试图吸引的是有限合伙人而不是创始人。YC 的标志本身就是一个内部笑话:Viaweb 的标志是一个红色圆圈上有一个白色的 V,所以我把 YC 的标志做成了一个橙色的正方形上有一个白色的 Y。

[14] 2009 年开始,有那么几年时间,YC 开始根据基金的模式运行,因为它的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我个人无力为其提供资金。但是在 Heroku 被收购后,我们又有了足够的钱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

[15] 我一直不喜欢“交易流”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在任何一段时间内的新创业公司的数量是固定的。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 YC 的目的就是通过成立创业公司来改变它。

[16] 她说,空调的形状和大小都不一样,因为当时空调出了故障,她必须得到任何她能得到的东西,但它们都比她现在能拿的重。

[17] HN 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既要写文章又要经营论坛时,会出现一些奇怪的边界情况。当你经营论坛时,即便不是每个帖子你都会参与,起码与你有关的,你是会参与的。但当你在写文章时,人们可能会在论坛上对你的文章产生极富想象力的曲解。这两种现象单独来看可能比较乏味但仍可忍受,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那将是灾难性的。你必须对论坛上的那些曲解做出回应,因为如果你出现在了论坛上,而没有对那些误解做出回应的话,就等于在默认它们都是正确的。这反过来就会鼓励到更多人,那些本来就和你不对付的人,这就是他们的机会。

[18] 离开 YC 最糟糕的事情是不能再和杰西卡一起工作了。在我们认识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几乎一直在为 YC 工作,我们既没有尝试,也不想把它与我们的个人生活分开,所以离开 YC 就像拔掉一颗根深蒂固的树。

[19] 想要更准确地了解发明和发现的区别,有一种方法就是谈论太空中的外星人。例如,任何足够先进的外星文明肯定会知道毕达哥拉斯定理。我相信,尽管不是很确定,他们也会知道麦卡锡 1960 年论文中的 Lisp。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理由认为这就是他们可能知道的语言的极限。据推测,外星人也需要数字、错误和 I/O。因此,似乎麦卡锡的 Lisp 语言中至少存在一条保留发现的路径。

感谢特雷弗 · 布莱克韦尔(Trevor Blackwell)、约翰 · 克里森(John Collison)、帕特里克·克里森(Patrick Collison)、丹尼尔·加克勒(Daniel Gackle)、拉尔夫 · 哈泽尔(Ralph Hazell)、杰西卡·利文斯顿(Jessica Livingston)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和 哈吉 · 塔格尔(Harj Taggar)阅读本文的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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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本篇全文将近2万5千字,前后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完成了。

原文地址:http://www.paulgraham.com/worked.html

原文标题:What I Worked On

原文发表日期:2021年2月